毛润之“你办事小编放心”没说罢:还应该有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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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与华国锋:汪东兴揭华国锋隐退幕后隐情

2016-06-28 22:30:54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汪东兴与华国锋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汪东兴曾说过:邓小平比华主席差远了?这是真的?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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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

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是幸运的。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

我讲一些历史情况,比方说,在1976年12月马上改善邓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经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待遇。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华国锋亲自批准恢复,当然是叶剑英提议的,后来专门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负责转送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县、团级的文件,也不是什么省、军级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够阅读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1976年的12月份,邓小平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严重的尿毒瘤。经华国锋批准,送北京301医院医治,而且是由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来做这个手术。邓小平的手术方案是华国锋亲自批准的。

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是幸运的。

毛主席去世后,留下了“四人帮”的摊子,华国锋不顾个人安危,当机立断,逮捕四人帮,从而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当然,特别要说明,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实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一个是档案文献的封闭。包括像华国锋这样的人物也是,别看他离我们非常近,但实际上关于他的很多历史事实,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谈也还有很多疑问,我愿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时把遗留的一些疑问跟大家做个汇报,也请大家来做个分析、判断,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江青说起那张字条的事:“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至于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汪东兴与华国锋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汪东兴曾说过:邓小平比华主席差远了?这是真的?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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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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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

应当说,章含之所说的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的经过,是可信的。然而,章含之把乔冠华晚年受到审查完全归结于“条子事件”,则显得有些偏颇。

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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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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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2008年10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北京三味书屋讲座发表演讲《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从八个方面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二个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曾经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那么,他是1976年的4月当国务院总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党、军两个第一把手。然后在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然后到1982年,连中央副主席都不担任了。所以他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大概可以说是五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主政只有两年,就是从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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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着述所说的那么简单。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官方从80年代以来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这肯定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也负有责任。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我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最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领导文萃》撰文披露,华国锋在1978年前后半年中两次与胡耀邦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向胡耀邦透露抓捕四人帮原因:“不抓‘四人帮’一定打内战”。华国锋的确把脑袋与身体分家的后果都想到了,他也想到搞不成怎么办?无非被四人帮杀了,他说对这个后果“没多想,置之度外”。那真是为民族赴汤蹈火啊!华国锋想了采用什么办法抓,这种行为在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如果开全会解决肯定不行,因为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如果拖下去一定打内战,华国锋认为“四人帮”虽然最终会失败,但损失太大。他考虑到会给老百姓战乱之灾,所以只有把他们抓起来。协助华国锋这一行动、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元帅都对华国锋的做法感到意外和佩服,并说这样的举动总理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张、江、姚,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

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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