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真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吗?_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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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真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吗?

2016-06-28 22:29:58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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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着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842页;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据张仲炘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着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着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着。)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着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注:本文只论及政变前后若干天,引文亦为时人记载,故后文亦照旧引用阴历书写日期,不再一一换为阳历,以求方便省事。)本人也曾就此着文,发表于《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
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着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严、郑是福建同乡,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严复所说,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842页;陈时政:《条陈时政便宜折》,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禀。持此议者甚多”。第413——414页。)社会谣传,“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注:《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8页。)“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后果不堪设想。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

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势且猝发,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无一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据张仲炘对张尔田说,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

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蔡信和张说,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后党人士,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邓之诚先生着录此信后评论说:“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清史稿》纂修张尔田的。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又转述与邓。张仲炘,字次珊、次山,光绪年间名翰林,在谏台甚久。甲午战争以来,以敢言出名。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杨崇伊上密折,亦曾知会他联名。政变后,张又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所以邓在着录此文后评论说:“次珊号为后党,其言当可信”。(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戊戌政变时期,供职国史馆,民国年间一直任《清史稿》总纂,于《清史稿》出力独多。以史家的身份,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其记述当有所本。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外间不得其详,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西太后违反常态,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把《起居注册》初记的申时回城,改定为卯时,等等。初六日早朝,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到太后处请安,还涵元殿之后,(注: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详参见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343——357页;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等论着。)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布置谋划,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

二、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晚上,但赶不上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可谓欲盖弥彰。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此外,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上谕是行动的指令,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所记,夜里二更左右之说,这应是符合实际的。且与时人记载也颇相吻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袁到津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袁自己谓“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这正是至此时才得以详细告密的饰词。论者谓告密当在下午四点钟,时间显然太早了,具体情形如下。

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珪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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